文 駱亭伶
攝 阮璽
張雍 攝影師，布拉格電影學院（FAMU）畢業。2003年起旅居布拉格，2010年搬到斯洛維尼亞，2015年開始拍攝歐洲難民議題。
如果你問我攝影師的角色是什麼？我會說，是一個到現場聽故事的人。五月份我回臺辦展覽，很多人叫我老師，其實在邊境故事現場裡也有老師；小學老師、建築師、大學教授、商店老闆、旅館領班等。但是在一般媒體眼中，看到的只是數字，多少人進入邊境，又有多少人離開。
照片裡的人，有他原本成長的家，有他喜歡的人，有哀愁也有悲傷，跟你我一樣，某種程度這些照片不是講難民的故事，是還原一個人離開家，來到一個環境的樣子。每一張照都是他們的生命 ，也是我們一起的；如果作品有幸被稱為藝術的話，我會說這是一個 於「選擇 」的藝術。
你同意嗎？如果沒有人選擇離開家，不會有這個作品 。展覽的作者是寫不完，我只是掛名者，一個被共通命運推派的代表 ， 拿著相機跟他們站在一起，如果真的相信攝影可以說一個故事，讓人有思考空間的話，我必須去。
記得 2015 年那一天，看似一如往常的秋天。開著車 ，扭開收音機 ，所有的媒體新聞都在報導。 因為匈牙利突然關閉邊境，在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之間，稱為綠色邊境的地方，原本平靜地連檢查哨都沒有， 突然在沒有知會的情況下，克羅埃西亞晚上偷偷地送一批難民過來。
在邊界樹林附近的火車站，一列火車載滿了一萬二千人，最高峰一天有六、七班。斯洛維尼亞從東邊開車到西邊，不過三小時，全國警察只有二千多人，一直是個很小，很安全的地方，政府不知如何反應，成立的臨時難民收容中心，很快地滿了。有Google 地圖的人都知道邊界在哪，我不可能假裝自己不知道。
第一個選擇是背包塞幾件衣服，告訴太太我要去現場。第二個選擇是我把車子停得遠遠的，從後面繞過去，然後混進去和跟他們在一起。我不要跟攝影記者站在同一邊，一個腳架、一支麥克風，遠遠的。那感覺很怪，像在Safari 狩獵，而大象在那一邊。
當我成為故事場景的一部分 才是故事的開始
去拍攝總是幾個晚上在那邊,時間感是混亂的。我是東方人也有優勢, 警察後來也知道,有個人帶著相機,在跟他們聊天。我在現場遇到當地很多攝影師,我們在現場有一種革命情感,一起看到了世界一個角落的祕密,連歐洲人都極度想要遮掩,假裝不存在的祕密。
如果是喜歡拍照的人,必須要站在那裡,就像有人要進到你家,在門口敲門,不是警察也應該去看看。我和這群攝影朋友定期聚會分享,並且相信攝影師說故事的責任。事情發生時,沒有迴避,沒有假裝那些人不在門口,就這麼簡單。那是一個分野,誰是攝影師,誰是按快門的人。
我們都以為攝影師在拍別人的故事,其實每一幅影像都有我。當進入冬天,難民們在火堆前,燒木材取暖,就像我們去海邊也會生火。人類對火有特別的感情,在火堆之前你會想什麼?或許處境、來處不一樣,但人性是一樣的。在零下五度的夜晚露宿田野,他們還是會聊天,在被束縛的狀態,人跟人的交流好像比圍牆之外還更人性一點。
不是想讓人看,他們有多瘋狂多悲慘,而是當看這些照片第二、第三眼時,有人可能會想起旁邊的同事也有過這樣的神情。人不是都有低落的時候?不都也有想要賭上一次,爭個什麼的本能嗎?在逃難的現場,我想講的不過是這樣。
你問我拍照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?我從來沒有拍過兩個一模一樣的人, 不管是雙胞胎、姐弟、母女,每個人節奏,情緒,經歷的事情,剛剛吃的東西都不一樣,故事是聽不完的。對我來說,拍照是一個很好的藉口,靠近故事的現場聽故事,那是目地,也是福氣。
談這個問題在臺灣特別有意思,臺灣是個島,資訊很發達,但我回來開始覺得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。我很喜歡坐捷運,觀察一個城市人的狀態、心情、節奏,當我站在車門,看到每個人的臉都黏在手機上,沒有一個眼神的接觸,像是手上有一個毒藥,無法戒掉。在那個片刻,人跟旁邊的現實完全是斷裂的,如果連身邊的現實都不關心。讓我疑惑把這樣的議題拿回家鄉,會有多少人關心。
談到難民,我之前也是移民,只是早到晚到的問題。當在一個地方安逸後,開始談品味,談優雅,也許十年、十五年後,他們也會有自己阿拉伯版的《小日子》,只是現在還在料理生存的議題。臺灣不也是這樣, 我們的爺爺奶奶是跟國民政府逃難過來的;現在科索沃和波士尼亞的漂亮森林還是進不去,因為裡面地雷還沒有清理。這世界比想像中的大, 但也可以關起門來假裝只有一個房間。
或許有一天有人去歐洲時,會跟我拍攝的某一個人擦肩而過,世界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小,希望是好的偶遇,不會有人被傷害。但在那之前可以做的是什麼?或許從捷運上旁邊的人開始,這是一個練習,必須要回到 一個最基本人與人之間的好奇。就像到一個地方爬山,好不容易到達,深呼吸一口氣,四處張望前面的風景,這是自然的動作,但低頭滑手機不是。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