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侯季然 ╳ 謝駿毅】拍讓人看了開心的電影 形成一股良性循環

創作對話 創作背後的故事總是有著汗水

企劃製作＝《小日子》

文字整理＝沒有名字的貓

攝影＝李盈霞

圖片提供＝原子映像、傳影互動

侯季然（圖右）

政大廣電研究所畢業，曾任「台灣電影資料庫」專任研究助理。創作類型橫跨評論、散文、攝影與錄像，拍攝過短片、紀錄片及兩部劇情長片《有一天》和《南方小羊牧場》。作品常與時代記憶相關，影像風格強烈而詩意。

謝駿毅（圖左）

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畢業，拍攝過多部短片，其中《辮子》獲得第17屆美國導演工會最佳學生電影獎。擅長將生活細節融入劇情，第一部劇情長片《對面的女孩殺過來》在國際間映演亦屢獲佳評。

小日子：先恭喜兩位的作品都入選今年台北電影獎的劇情長片。請你們談談《南方小羊牧場》、《對面的女孩殺過來》想傳達給觀眾什麼。

侯季然（以下簡稱侯）：我拍這部片主要是想留住南陽街的畫面，這是最先開始的想法。其實我拍每一部片都是想要留住生命中某一個場景。《有一天》是金門的軍包船，而《南方小羊牧場》就是南陽街。其實出發點都是非常簡單的事情，然後在作的時候才會想說：「應該用什麼樣的形式去處理它。」處理《南方小羊牧場》的方式，是希望它變成一個「祝福」的感覺，因為我覺得很多在南陽街（補習）的人都是在受苦受難，或者說是一段沒有辦法定義、有一些比較難以啟齒、或是被打擊的時光。

所以當我要做一個南陽街的片子時，就想讓這片子比較開心、溫暖一點。因為現實中的南陽街壓力太大、太灰暗。《南方小羊牧場》想給所有有南陽街經驗的人看完後有得到一個祝福，就是你沒有考上、或沒有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也沒關係。

謝駿毅（以下簡稱謝）：拍這部片其實是來自我個人親身經歷，有一次在上海點水餃時遇到的困境，他們那邊不管點水餃或麵，都是用「兩」來算的，不像台灣是用「幾顆」。那是我大概四年前第一次到大陸所發生的事情，也讓我感受到我們雖然跟大陸人很接近，但是距離很遙遠。

當時我在唸研究所，學校是NYU在新加坡的分部，有一個學姐是四川人，她是我們學校第一個大陸人，我是第一個台灣人，等於說全校只有兩個會講中文的人，於是我們自然而然成為好朋友。但是好朋友不代表所有觀念是一致的，我們常常會為了不管是政治、文化、任何事情，都有一些交流，可能是鬥嘴、爭論、互相取笑，我覺得這就是我跟她之間很有趣在思想上的溝通，也因為現在兩岸交流頻繁，兩年前台灣政府開放兩岸自由行，所以這想法其實也是來自自由行這個議題，還有我跟學姐的爭論所產生的。

希望用比較輕鬆、幽默的方式來表達當下二、三十歲這個年紀，或者再更年輕世代的人，對於兩岸關係的想法。說真的，我們這一輩跟上一輩、上上輩，其實對大陸的感情都不一樣了。以前很多電影探討歷史包袱跟國共之間比較嚴肅、或用比較悲情的方式去探討。現在我覺得可以用比較輕鬆、現代的方式來看國與國之間的思想差異及文化上的同與異。

我沒想說特別要表達什麼，只是想藉由這個尋人故事來帶出台灣的一些人文風情。當然裡面還是會提到關於外省人來台灣之後發生的事情，但我希望能用台灣人比較能接受的敘述模式來表達這個故事。我覺得現在年輕人比較能夠包容，不管是大陸或對其他國家的文化。

問：從當初的拍片想法階段，到跨入「真實的拍攝過程」裡，你們如何完整地呈現自己原本的創作理念？

侯：在寫《南方小羊牧場》這個故事的時候（約莫2007年），寫的時候已經覺得不妙，這要怎麼拍？你們去過南陽街一定知道， 那是一個很擁擠雜亂的單行道、人車都要走的地方。現場執行的難度很難，這中間當然有很多細瑣的執行過程，我自己的經驗是每一次要把一個故事變成電影，到最後剪接完成的時候，它整個的意義、我想要傳達的東西，都是在這個「過程」裡面，讓我抓到真正的東西。

「拍片永遠要回到現場」，你在電腦前面寫得再多，都得要取決於現場所有的因素。這個東西有時候會很痛苦，有時候又是很享受。我自己拍片最開心的時候，就是在現場會有那種忽然理解了的感覺。忽然理解我這麼寫是為什麼、然後這個場所跟這位演員、還有現在這個狀況⋯⋯， 其實就是好像抓到了某種東西的感覺。

我在現場安排發生這些事，但是現場又要發生哪件事？這個是我不知道的。所以在現場最開心的狀況就是「發現、找到、或是撿到」，然後你要趕快把它收起來的那種過程，至於最後成品有沒有傳達最初剛開始的意念？我覺得是有，且一定會比那個寬廣、豐富，會有哪個多出來的東西是當初想不到的。我自己覺得這往往會是最有趣的，而這樣子的過程會延續到片子上映而被很多人討論，那個東西它的意義也都會一直在改變，所以我一直覺得那是個「變動的過程」。

譬如說柯震東跟賣麵的老闆第二次遇到時，老闆跟他打一聲招呼，我在看觀景窗的時候，忽然覺得這兩個人是真的。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柯震東與簡嫚書身上，他們的對話一遍遍來回，那個對話會因為演員的狀態而一直有調整。

謝：這個劇本我是跟編劇傅凱羚先討論，主要是由她來寫，我看過她的東西覺得很有趣，她是個思想很靈活的少女。那時候想說，因為是從我跟我學姐的互動發想，既然要有輕鬆有趣的對話，所以我們就讓「對話」貫穿全片。

我們有參考《Before Sunrise》類似這種都是以對白堆疊起來的電影。當然中間遇到很多瓶頸，主要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人，所以我們又找了一個在哥倫比亞大學唸書的大陸編劇朱宜加入，來修正裡面關於大陸女生的對白。後來女演員黃璐確定以後就找她來順台詞的雛形，因為編劇在寫的時候跟演員真正講出來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樣的，我也讓演員來詮釋對白，我不會因為劇本上講什麼就要求他們照唸，如果有抓到戲的菁華，就會讓他們自由發揮台詞的內容。

開拍前一個月確定張書豪來演，就開始密切讓他跟黃璐排戲，因為這個戲最重要的就是兩人間的化學作用。另外張書豪在西藏拍過《轉山》，他大概知道要怎麼樣跟中國人應對，這對我來說是很大加分。而黃璐是我幫同學拍短片時在上海認識的，一直有在聯絡，她其實對台灣也有初步認識，而這樣的碰撞，我覺得會比兩個完全不懂對岸的人來碰撞還更有意思。

排戲對我來說是重要的，每週兩到三次的排戲，每次三個小時，慢慢地演員彼此了解，兩個人之間會互相「丟球」。到真正拍片時，我想嘗試寫實的拍法，我討厭傳統的鏡頭擺法，於是就跟攝影師討論、看很多影片找，找怎樣才是最適合的。後來找到伍迪艾倫在九○年代的《曼哈頓神秘謀殺案》跟《Husbands & Wives》，作法是一鏡到底，鏡頭變成是活的，有時候拍的不是正在講話的畫面，讓整個電影看起來生動、有活力。

原則上我們是用這個方式從頭拍到尾，當然遇到很多變化的時候還是要調整。我覺得拍戲是很有趣的，縱使當下遇到的困難會讓你很想死，導演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是想辦法克服困難，你要想辦法去達成你要的「那個東西」。所以拍片其實是不斷地妥協、不斷地去尋找新的方式來完成。